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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末，当张亚平院士得知记者专程从北京到昆明来采访自己，而自己又把预约的时间记错了的时候，他深表歉疚的方式是从正在召开的会议上溜出来，到记者的住处认认真真地接受采访。
记者：大家都知道你与卢柯是目前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不知你是否设计过自己的一生？
张亚平：没想过要当什么。记得在读中学时，正好是《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火热的时候，读完感到从事科学研究很崇高。我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是在上大学时。虽然学的是生物专业，但受一位搞经济管理的好朋友的影响，有点不确定自己应该做生物研究还是朝经济方面发展，因为在生物专业之外，我感到经济学对国家社会尤其重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时感到自己口才比较差一些，应扬长避短，不宜去大学教书。最终我还是觉得对生物学感兴趣，继续读生物学研究生更有把握。接触研究工作后，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之后就只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把工作尽可能做出来。这些年，有些事越做越明白，有些事在深层次上做得越多，发现不明白的地方、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多，我只能不断地一点点往下做。
记者：在你的人生中，到目前为止，什么人或什么事对你影响最大？
张亚平：小时候，家庭影响很大。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是，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令我佩服的人很多，但我始终没有特别崇拜过某个人。
记者：你认为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张亚平：就聪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长处，但有些事我通过努力可以做好。如果说有什么长处，我感觉可能自己的忍受力比较强，不轻易放弃，能坚持，并能从别人的批评意见里吸取一些东西，改善自己，比较能冷静地分析自己。既不盲目感觉良好，也不自卑。
记者：你在国外做过研究工作，现在在国内是实实在在的学术带头人，你感觉国内外科学研究有什么差异？
张亚平：在研究习惯上，国内似乎更强调技术层面，对科学问题的重视不够；而国外对于科学问题强调更明显。不过现在已有了很大改观。
记者：你感觉自己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什么时候？
张亚平：当遇到很难的问题，通过努力做出很漂亮的结果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就像登山，经过艰苦跋涉到达顶峰时，所有过程中的痛苦都过去了。
记者：你在研究工作之外，平常关心社会的其他事情吗？
张亚平：在研究之余，我很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尤其是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原因很简单，国家若强盛，不仅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是科学家顺利开展科学活动的保证。反之亦然。总之，关于国家各方面的改革、抵制腐败、环境与资源的保护等很多问题我都比较关心。
在大学时代，我感到国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像在走钢丝，摇摇晃晃，因而对前景并不确定。现在感觉越来越走上了正轨，因而越来越有信心，国家的发展充满希望，科研人员的未来充满希望。这也是我回国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研究工作中遇到过困难吗？
张亚平：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天性比较乐观，不会沉浸在悲观失望中，尽力去做，思考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再去努力。尽力了，即便失败也不遗憾。所以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能面对，倒头就能睡着。
记者：如果人生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做科研吗？
张亚平：如果有第二次人生，虽然我热爱生物学，但我不会再做生物学研究了。我喜欢挑战，喜欢做没做过的事情，喜欢尝试做些新的事情，因此我一定会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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