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承担并圆满地完成了那个永载科学史册的１％，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完成那个１％，有位年仅20余岁的青年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现任北京中心主管王俊。
据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介绍，当时为了顺利完成１％的国际性任务，基因组研究所急需一位既懂生物学，又娴熟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人类生命信息用现代科学手段描绘出来。于是，杨焕明借在北京大学授课的机会搜寻人才。不久，他就发现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王俊，在读生物的同时兼读了高等数学课程和计算机专业课程。不等王俊毕业，杨焕明就把他拉到了基因组研究所，让他搭建人类基因测序的计算机平台，并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分析处理。
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在读本科生，在读完规定的课程内容之外，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中科院基因组信息学中心的基本生物信息学平台的建立工作，并把科研队伍从他一人扩展到上百人，开始领衔研究内容涉及到基因组、蛋白质组、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在科研平台建立之后，王俊开始关注各种可能的国际合作。在杨焕明等导师的帮助下，开始频繁访问世界著名的基因组学中心和生物信息学中心。
随后，他又在基因组研究所完成了大型机硬件平台和光纤网络平台的建设，建成了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华大曙光生物信息学实验室及sun的“center of excellence”，使研究所很快形成了配套于大规模基因组学平台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先后获得了科研经费及各项投资达3000万元。
1999年，人们看到了中国科技界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人类基因组框架图。作为人类基因组协作组中的作者之一，2004年《自然》又发表了人类基因组完成图文章。年轻的王俊获得了由诺贝尔奖得主harald vamus和国际协作组成员及发起者robert waterston，elbert，trevor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签署的尊龙凯时网址的荣誉证书。
随着基因组研究所的扩展，2001年初，王俊被派到杭州组建基因组研究所杭州中心。他仅用了9个月时间在杭州西子湖畔就建成了杭州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杭州）、浙江省基因组信息学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基因组信息学研究所，为研究所的后续工作——水稻基因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至2001年9月，基因组研究所关于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分析工作全面展开，王俊组织了50余人的信息学精干队伍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全套分析，并被《科学》作为2002年4月5日刊的封面故事发表。这是继人类基因组测定之后完成测定的最大基因组，也是迄今测定的最大的植物基因组——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被称为“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同时，其关于组装及水稻基因组分析的另外两篇论文也在基因组领域最前沿的“genome research”发表。全基因组组装软件的制作，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有能力对大型基因组进行组装的国家。他在论文中关于水稻基因gc含量梯度效应这一原始创新性的发现，解释了单双子叶同源比对难、单子叶植物基因预测难的原因，为水稻基因的进化本质研究打下了基础。
据介绍，王俊从2002年10月，又策划并负责水稻全基因组芯片数据设计等各类重大生物信息学项目，组织并实施了水稻基因组精细图计划，其文章已被plosbiology接受。他们设计的约6万个oligo的芯片覆盖了95％以上的水稻基因，是全世界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芯片。在此基础上，他和同事们对五个籼稻组织样品进行了扫描，获得了水稻的转录组的全景图。水稻基因组籼稻和粳稻精细图的建立，则为水稻基因的功能和应用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水稻数据库文章已在“nucleotide acid research”上发表，大大促进了国内外研究人员对于水稻的应用研究。
最近，王俊还组织并完成了脊椎动物基因注释流程的分析和具体研究，指出大基因在此流程中的偏向性，并推断占人类基因组一半的未注释区域可能是由于大基因未被或部分被注释所导致的。这一创新性成果发表在“nature rev.genetics”上。
在2003年sars期间，王俊在基因组研究所组织完成了约20株sars病毒的测序和分析工作，同时，还参与研发了sars酶联及核酸诊断试剂盒。这一成果加速了中国抵抗sars的进程，胡锦涛主席亲临基因组研究所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悉，王俊目前正在策划并组织中国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
尚未毕业就直接参与国际性课题研究，对于王俊来说，获得一个博士学位简直太轻松了。此时，对于他，无论何时去国外工作都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他选择留在中国。
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此事，他说，“没有去美国，谈不上放弃了什么。对于我，只是面对多种选择，选择了其中自认为最利于发展的一种方式而已。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在基因组研究所的这几年，在各位学术前辈悉心指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下，我获得了更多的做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和与世界级大师交流的机会。我的成长也折射了基因组研究所的发展，是基因组大科学工程的实践为我带来了今天的成就。”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