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与文学常相聚
新闻背景
作家写科技界的人和事，并不新鲜。从去年开始，中国科协与中国作协联手，以大型文学期刊《十月》为载体，办了件新鲜事：开设“科技工作者纪事”栏目，专门请一些笔力正健的作家为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撰写报告文学。此举受到广泛关注。
2004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廿五，一群关注科学与文学的人聚首北京，共同研讨“文学与科学相遇”这一老话题。大家心情愉快，这不仅是因为猴年春节将至，更是因为《十月》推出“科技工作者纪事”一年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畅谈之中得出共识：今天，科学技术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动时代进步，并渗透寻常百姓日常生活，文学应该知道科学在干些什么，科学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弘扬它的精神。
科学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写科学既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的机遇
谁能忘记2003年春天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谁又能忘记，如果不是党和政府动员全国人民，依靠科学，大力防治，战胜这一未知的恶魔可能要经受更多的挫折。非典时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最引人瞩目的当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5、6月份，解放军302医院教授姜素椿的事迹通过新闻媒体已经家喻户晓，9月份发表的报告文学《白色的春天》写的正是姜素椿。重复吗？炒冷饭吗？不。在作家笔下，姜素椿的形象更丰满了，302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读者心目中更可亲、可敬、可爱了，对非典的描述更为形象、可读了。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谈到为什么写这些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白色的春天》作者孙晶岩说，文学应当关注社会热点，贴近时代生活。科学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科技工作者是时代的精英，热情地讴歌科学事业，是作家的责任，这样的作品，读者拍手欢迎。
很多人都熟悉科普电视栏目《科技之光》，也看过曾获国内外大奖的《追寻永乐大钟》和《守护敦煌》两部电视片。业内人士说，这两部电视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片人赵致真撰写的解说词，《十月》发表时称其为科学散文。《守护敦煌》以散文的笔法介绍敦煌文物保护中运用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工艺技术的叙述非但不显干涩与枯燥，而是像鉴赏家一样说得文采飞扬，引人入胜。《追寻永乐大钟》介绍北京觉生寺（大钟寺）那口无与伦比的大钟，就其铸造、铸字、音响、悬挂等方面凝聚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娓娓道来，讲的是技术层面的事，字里行间则充满艺术品评的韵味和对历史的追思，又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以这样的方式让公众走近科学，科学必然美不胜收。
赵致真说，我们的一些科普文章常常激不起公众的兴趣，原因之一便是枯燥。要把科普文章写得“郁郁乎文哉”，就需要作家的笔。科学的飞速发展，为文学写作提供了一座富矿。相信有眼光的文学家一旦领略科学题材的广阔富饶，便会陶醉在它的无限风光中乐而忘返。
以文学笔法写科学，重在传达科学的精神，是更高层次的科普
2004年1月14日，在科技界人士新春联谊会上，《人民的科学家郭永怀》这首诗经朗诵家殷之光之口，将在场的很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郭永怀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1956年他冲破外国的阻挠，亲手焚烧了自己的全部科研文稿，回到祖国。1968年12月5日，在从西北基地乘专机赴北京汇报工作时，飞机突然失事，千钧一发之际，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那只沉甸甸的文件包，竟完好无损地抱在郭永怀的怀里。这首诗的作者郭曰方，曾担任过《科学时报》的社长。他说，像郭永怀这样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我们要写，就要写出他们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
说到写科学家的文学作品，人们一次次提及20多年前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文学接近科学的一次出色行动，为时代鼓起了一股崇尚科学的热情。许多有志青年就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的影响下，欣然走上了科学道路。这篇作品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一是刻画了陈景润这位历经艰难不改其志的数学家形象，二是通过人物的科研活动，传达了一种科学价值观。时光流逝，岁月磨蚀，它至今不失名篇的光采，启迪作家们思考怎么表现科学。
如果说科普就是“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离”，那么用文学笔法写科学，就是更高层次的科普。文学与科学携手，并不是让作家费尽笔墨表现科研成果，当前许多科研成果通过新闻媒体已经告知公众了，公众不是专业人员，对科研成果知其然即可，不必知其所以然。公众感兴趣的，是创造成果的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协宣传部部长沈爱民说，我们请作家们写科学家，特别是要写现在还默默无闻的基层科技工作者，表现他们的人格魅力、精神世界、科学思维，以此打动公众，使公众理解科学家、理解科学，进而树立科学的观念，发扬科学精神。
优化文学和科普队伍结构，需要一批思想敏锐、学贯中西、才兼文理的新人写好科学，并非易事。当年，徐迟为了写《哥德巴赫猜想》，到中科院数学所呆了半个多月，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黄宗英为了写《大雁情》，跑到秦岭的大山里摸爬滚打；去年，孙晶岩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到302医院采访，接触一线医护人员和非典病人。一个认真的作家，写任何一个人物，这一步非走不可。但是要写好一个科技人物，除了具备作家的素质，还得有些科技背景，否则便没有资格与科技工作者对话，不能准确地把握人物和事件。同时，还要有记者的特点，因为科技工作者一般比较低调，作家更应该低姿态，怎么与对象打交道，怎么问，怎么听，很有讲究。这些都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建议，应当提倡和组织作家走进科学院，这一方面是让作家们在与科技工作者的交流中积累写作素材，发现典型，同时也让作家们学习科技工作者脚踏实地严谨认真的作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指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徐迟、黄宗英等作家集中写过一批讴歌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就很少与科学发生关系了。现在提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确实非常必要。这不仅在于请一批作家们介入科普工作，写作科普读物，同时也期望其他作家对当代科技文明发展成果有着全面的掌握，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与人类的关系做出更为丰富生动的表现与恰当的评价。
中国已经温饱起来，但经济的繁荣没有自动防止愚昧的泛滥和迷信的猖獗，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任重而道远。今日重提科学与文学相聚，就是要给中国的科普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人们也看到，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面对公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及多元，科普工作也得与时俱进。赵致真说得好：如同当年提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一样，我们的文学和科普队伍需要加入一批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学贯中西、才兼文理的“新锐”和“先锋”。 (《人民日报》 2004年2月12日作者：武卫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