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山：科学研究要有责任感
作者：王泽山，我国火炸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世界性技术瓶颈，一系列重大发明应用于武器装备和生产实践，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处：中国数字科技馆 2019年12月出版
选择“冷门”火炸药专业
我出生在1935年，我的童年过够了亡国奴的屈辱生活。我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抗美援朝，我们国家就有了自己的国防，自己的军队保住了家园。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不当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要强军，要强国。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励志国防，要搞国防。这就是我励志国防的初心。
1954年，我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首先遇到的是选专业的问题，学院专业有空军、海军、装甲兵，还有陆军的炮兵。空军和海军都是热门专业，我们陆军也有像火箭、控制这些好的专业，就有火炸药是个冷门。
当时我想：火炸药专业没人报，但这是国防、是国家需要的，我应该去做。二是，我认为成功和选专业没有直接关系。难道说一个冷门领域就没有成功者吗？所以，我选择了不热门的火炸药专业部。在毕业设计阶段，我搞的是用在导弹上的高能大尺寸固体推进剂，是前沿的课题。我们16个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前沿的课题。那时，因为搞前沿课题，有好多工厂或机构都来接受教育，我们就承担起接待外单位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引领工作。这个过程，增强了我对火炸药专业、事业的热爱。
196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人员分建，我随着二系迁到南京，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自然就留下来做火炸药专业的老师。我要说的是，我毫不犹豫的担当起的这个使命，决定了我一生只做一件事：火炸药的研究。
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黑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到13世纪、14世纪时候，西方发展了黑火药用于武器和用于工业生产上的技术，而我国的相关技术停滞不前，直到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落后的技术和西方应用黑火药的武器技术形成了大的差别。那时，我们国家在殖民主义的炮舰和武器面前，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震撼。
1884年，法国化学家p·维埃利发明了无烟火药。无烟药和黑药有一个重大的代差。原先黑火药、燃烧冒烟有残渣，无烟药没残渣、清洁，用在现场爆、后场爆，用这种技术以后武器的档次进一步提高。从那以后，硝酸酯炸药、硝氨炸药、硝基炸药这三大系列炸药，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固体推进剂，无一例外的都是外国人的发明和创造。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也只能跟踪、仿制。
我还想起一件事儿，当年钱学森先生回国到哈军工去考察。当时陈赓大将任院长，接待他们，就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先生回答，“有什么不可能？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
陈庚院长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的这样一句话”。当时我还记得在报道中钱先生还说，“中国建成这样的哈军工，这是个奇迹”。在我担任博士导师之后，陈院长和钱先生的这些教导，更激励我去努力占据火炸药科学的制高点。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全身地投入到废弃火炸药的治理攻关上，并且在1993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废弃火炸药和退役火炸药对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打起仗来消耗大，必须有足够量的储备。但是储备时间长了、过期了，它会变成危险源。这个问题一直干扰世界，同时也干扰我们的国防。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解决的很好。
1999年，我已经63岁，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一等奖，还有国家其他的奖项，自然方向的著作九部，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人问“功成名就，你退休颐养天年不好吗？”实际上，我在工程院和侯祥麟、师昌绪、徐匡迪等大家在一个学部一起讨论，工程院尊重科学和浓厚的科学氛围教育、指导着我。
比如侯祥麟先生，2003年5月25日，温家宝总理希望侯先生发挥石油专长，继续贡献。他接受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任务。那时候，侯先生已经91岁了，2004年6月26号，侯先生赶到医院去看望夫人，后来送别了夫人。可是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前，侯先生还在中南海汇报工作。中国工程院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站在科学前沿、为国为民、创新贡献的高尚品德，令我深受影响，也更坚定了我的理想信念。所以这之后我又整整用了20年的时间，又攻克一个难题，开发出新的发射技术，提升了我们国家武器的打击能力。获得了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8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颁发奖励证书。
用科学的思想去做科学研究
我有一个嗜好：不断的思考。这也成为我追求超越的一种工作方式。平时我话不太多，可是思想上在不断的思考，饭前、饭后、睡前、睡后，甚至一些不重要的会上，我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不间断的思考，给我带来了实践效果和实际效益，很多新概念，就在不断的思考当中形成。
我举个例子，1884年法国人p·维埃利发明了无烟火药，是用溶剂和硝铵棉粘合形成塑料状态，挤出来再去掉溶剂。这些年，很多人都想做出一种不用溶剂，能直接把其做成小尺寸、多孔镜药粒的方法，100多年来，谁也没有做出来。
我针对这样一个目标，用将近两年多的连续不断的思考，催生出生产周期短、节能、低污染的生产工艺方法，也得到实验的验证。
所以，作为科研人员要通过好的科学方法、思维，能让我们获得更好的结果，不妨试一试能给自己储备创新能力的这种模式。
多问“为什么”，追问“怎么做”。我个人介入科研之后，常对一件事连续地问“为什么”，往小尺度、深层次的方向发展。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逐步的运用“为什么”和“怎么做”的思考方法。“为什么”之后我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再好”“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得再好”对它提出否定和怀疑，再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
往往在“它还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才能更好”的思考中形成新的概念，有很多发明产生于此。我有很多发明，我的学生也有很多发明，其中这种模式值得借鉴。
从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主要精力就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中。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其他活动我不参加，空闲时间就是思考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找理由、找机会、找课题、做科研，其他的事情都不参与。在这宝贵的十年中，我掌握和运用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机和计算技术。那时候，南理工刚从哈军工分建出来，资源、科技的储备很大，制造出了当时极少有的大型的计算机，用那台计算机解决问题，我是第一个用的，也一直在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就做出来了，当时正赶上实行稿费制度，我一次就得到相当于三年公知的稿费。
60岁之后，我没放弃工作，还在第一线工作。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年龄，还亲自参加实验？”我认为，作为科研的带头人，我要履行这样的职责，也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一步掌握关键和本身的问题。
读书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
追求本质和拓展。我上学的时候，有的老师把一件复杂的事情用几句话说到其本质。在哈军工，我听数学家华罗庚的一个报告，他说“读书要把书读薄”。我理解，就是要更接近它的本质。
华罗庚诞辰100周年，《科技日报》刊登数学家吴文俊的文章《人民的数学家》中记述，“华罗庚还善于以隽永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奥的数学思想。例如‘读书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这是可以垂之后世的至理名言”。
我也是逐步的形成追求本质，这种思考的习惯。对一件事情，对大家说的问题，包括有些报告，我都要设法的找到它的核心，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表达出来。
我搞国家第二个发明奖，解决了低温感装药技术，就是抓本质，一层层的剥，才找到功能材料和燃数燃变等效互补的原理。
现在，我以及我的研究生和我的同事，非常欣慰地感觉到像这样的技术用在我们国防多种武器型号上，和我的一些其他专利，促进了我们国家火炸药技术进入世界大国的前列。
追求本质，也要落地。有些同学聪明，但是研究正在高峰期时突然转向，有新的见解、有新的方向。最后看来，却业绩平平，很可惜。这里还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有时候总怪自己的工作没有前途，我们有一个搞手榴弹的例子。大家没有愿意做这项工作的，可是就在这个领域，看到榴弹发射器突出的作用，就直接证明成功和选的专业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只要深入钻研、孜孜以求，艰苦拼搏，找准了方向，你都是成功者。
学科交叉发挥群体的作用。找本质以后还要拓展，我有好多著作。本来有时候只是一篇论文，你把它再拓展，“为什么”“怎么做”“第二步要怎么做”，找本质并不是完结，还要进一步拓展。一篇文章经过拓展，形成著作，形成普遍的理论和方法。
过去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思考，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当中有好多火炸药的法规、工艺的程序、实验方法，都有错误。我都系统的整理出来，把它总结起来。要抓本质，拓展思考。
学会倾听，尊重他人
有人问我：“搞科学工作，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要完成任务，要完不成，那就是自己的耻辱。
现在有好多不良的现象，比如评奖、开鉴定会，存在一些学术腐败、抄袭、造假、浮夸、浮躁、许多科学丑陋的行为，背离了科学精神，和诚信是对立的。发挥群体的作用，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研究者，必须要掌握好、处理好的问题：我就是普通一员，包括工人司机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要学会倾听，尊重他人。
多学科交叉肯定是产生引领性、原创性、颠覆性成果的手段。火炸药界有好多典型的代表。
我庆幸选择了国防和火炸药专业。我已经培养了90多名博士生，首先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更注重品德修养、品质的教育。现在他们好多都已经成为中国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物，看到他们我心里非常高兴，生活增加了活力和幸福感。
这次我有幸参加天安门70周年的观礼，看到国家国防的强大、欣欣向荣，非常振奋。其中，我看到武器装备中有24项是南理工去协商、承担总师和副总师，我感觉非常欣慰。
作为共产党员，培育坚定理想信念、心怀大爱、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成就了我的孜孜以求、顽强拼搏，并获得成功。
诵读人：国家天文台 王晓岚 副高级研究员，李垚 博士研究生
